仰望着他们 心中充满了景仰2017香港最快开奖现场直播
发布日期:2019-09-30 06:30 来源:未知 阅读: 次
值此国庆来临之际，“天天副刊”特别推出“迎国庆”系列报道。本文是第七篇。
爱国激情不应局限于书本、课堂，更应体现在现场行动。临近国庆，我们带领“北青”读者赴天桥艺术中心参观“红色笔记——红墙下的名人手迹展”。一件件展品背后，是新中国初期各界名人为国奋斗的孜孜身影。
9月25日上午，“青睐”人文寻访团一行成员，跟随知名文史学者、鉴藏家方继孝先生参观“红色笔迹——红墙下的名人手迹展”。适逢新中国70周年华诞来临在即，更为此行增添了无限欣喜之意。
9月25日上午，碧空如洗，“青睐”会员来到天桥艺术中心，参观由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宣传部主办的“红色笔迹——红墙下的名人手迹展”。会员们很快集合整齐，成为当天第一批进入展厅先睹为快的观众。
本次活动邀请的嘉宾为知名文史学者、u5888开奖结果鉴藏家方继孝先生，早早等候在展厅的他告诉大家，“今天展出的500余件展品，是经过近三个月的整理，从上万件藏品中梳理出来的，其中有200多幅为首次公开展示。”
站在整洁的展厅中放眼望去，茅盾、巴金、吴玉章、黄炎培、竺可桢、陈景润、老舍、曹禺、梅兰芳等众多名人的照片、手稿在明亮的展柜里熠熠生辉。方继孝先生激动地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在首都北京汇聚了很多近现代名人，他们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我搞收藏30年，深深感到每一件展品背后的故事都见证着他们为国奋斗的足迹。特别是其中相当一部分名家都曾经生活、工作在西城，此次展览遴选出文化、教育、科学、艺术等领域的名人手迹，呈现出一幅新中国建设的群英谱。”
首先进入的展馆以文学为主题，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文艺事业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抬眼望，老舍、茅盾、浦江清……笑容亲切；低头看，冰心、郑振铎、钱钟书……手札篇篇。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书法作品：“吴越风光莺声春晓，幽燕情调霜野驼铃”，字迹饱满有力，这副对联是1963年老舍先生赠给古代戏曲研究家吴晓铃先生的。
“大家都知道，新中国初老舍先生创作的《龙须沟》《茶馆》等作品极具影响力，但你们知道吗？老舍先生喜欢作嵌名联，这副对联就是，他恰好把吴晓铃先生的名字嵌在联中。”
转过来的展柜陈列有郑振铎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文物局局长时批阅的文件。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由罗哲文起草的主致北京市人民委员会“请保护国子监古建建筑文物，建议改作北京市博物馆的一部分”发文稿纸上，有郑振铎签发的意见。
简单的文件背后故事却不简单，“1950年，当时郑振铎接到改建国子监的消息，立即派罗哲文等前往调查，并根据了解的情况写材料上报，这样才使我国现存唯一的古代大学——‘太学’的实物得到应有的保存和保护。罗哲文是中国古建筑学家，一直从事中国古建筑的维修保护和调查研究工作。”
相邻的展柜里摆放着钱钟书致郑振铎遗集编辑委员会的信札及信封。“‘郑集编委会’是郑振铎逝世后建立的，因编辑郑振铎文集向社会征集‘散见于报刊上的文字及给友好的信’。由此，钱钟书向编委会去信，将郑振铎生前写给他的信借给编委会，以供编委会选用。”
1951年，诗人贺敬之致爱人柯岩的一封信让时间拨回到抗美援朝的火热年代。在柯岩赴朝战地采访时，贺敬之致信鼓励并表达对人民战争胜利的期盼。一旁还摆放了柯岩采访工读学校的笔记。方继孝介绍，“柯岩非常关注青少年犯罪问题，多次去北京工读学校采访管教人员和学生，据此创作出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后改编为同名电视连续剧，播出时极为轰动。”
1959年4月12日巴金先生撰写的《新声集·序》陈列在相邻的展柜里，巴老在序中表达了对这个伟大时代的热爱和美好祝愿。
刘绍棠手书的《豆棚瓜架雨如丝》手稿一映入眼帘，那浓浓的“大运河乡土文学”风便扑面而来。大家纷纷感慨，忆起高中时期学的课文《青枝绿叶》，以及图书馆里永远抢手的小说《运河的桨声》《蒲柳人家》。方继孝称自己也是其粉丝，“刘绍棠是我特别喜欢的作家，他写的解放前后数十年间运河滩上动荡的社会生活，运河两岸优美的风土人情，至今历历在目。”
新中国成立后，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声名鹊起的“山药蛋”派文学创始人赵树理，曾在《工人日报》《说说唱唱》《曲艺》等刊物工作，展柜里展示了他于1950年7月12日致全总财务处周颖的书札以及1950年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发起人大会通讯稿的一页。方继孝揭开背后的故事，“这封信是他在工人日报社和《说说唱唱》任职期间写的，当时他在所刊曲艺作品中发现有一些低俗的、封建的东西，为了创作民族的、表现新时代新风貌的作品，他先后找全国文联负责人周扬和北京市委管文教的书记李伯钊进行汇报，提倡作家创作新鼓词。”
1958年2月5日，叶圣陶致人民文学出版社许觉民两页信札，内容读来令人动容。他在信中表示，自动不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文集第三卷稿酬，退回3253.98元支票，并嘱“不要传言出去”。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在这样的条件下，推广普通话、普及教育，不仅是文化建设的紧迫任务，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党中央、国务院及时把文字改革和语言规范工作提到议事日程，提出了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即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被誉为中国“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在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领导全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制定并实施了《汉字简化方案》《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和《汉语拼音方案》，是我国文字改革的先驱。展柜里摆放着吴玉章致张照书札1页，信封一枚，及张照手稿1册，信中吴老就张照寄来的《中国拉丁化定型新文字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有关建议。
1952年3月25日,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汉字整理组成立,开始着手拟定《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吴玉章、叶恭绰、林汉达、魏建功、曹伯韩、周有光等专家采用普遍通行的简体字为主,辅以草书楷化的方法,选定了在群众中比较流行的700个简体字,拟出第一稿，吸纳了专家、学者、文教工作者和热心文字改革的人士多方意见。汉字整理组又先后更改了几稿,直到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才得到大多数委员的认可。最终,《汉字简化方案》确定了517个简化字,分四批推行。1956年2月1日,第一批230个简体字和30个类推偏旁正式公布，在民间已经应用了千百年的俗体字终于有了合法身份。
“有些人认为汉字简化是丢失传统文化的说法，在我看来，那是根本不了解汉字简化的背景。从这些信札可以看出，汉字简化方案是各个领域颇有影响的学者共同不断修订出来的，仔细想想，其实是很智慧的，这517个简化字在日常使用中已经足够。”方继孝指着展柜里摆放的汉字简化征集意见稿说：“像郭沫若先生提出‘鱼’字的写法，四点底变一横，省了三笔。老舍先生的意见很风趣：‘我喜欢的后面都画了圈。’”
1988年2月10日，在钱学森致机械委管理科学研究所张品乾的信函中，钱学森就有关刊物拟刊其旧稿表示不妥，并强调“我们要维护严格的学风”。
“严格的学风”是几代科学家坚守的学术品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中国物候学创始人竺可桢曾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生物学地学部主任，主要负责地学、生物学领域的学术组织与领导工作。1970年4月14日，他发现中央气象局整理的西藏帕里地区温度数据有误，特致函该局复核。方继孝感叹，“这封信中的数据很多，他一眼就能辨出其中某个数据不对，非常敏锐。”
20世纪70年代以后，著名生物学家、被誉为“中国克隆之父”的童第周开始关注用生物化学的方法研究核质关系。为了探索生物遗传性状的奥秘，时年73岁的童第周选择了金鱼和鲫鱼作为他的实验材料，并在实验室里进行了多次实验。从展柜里摆放的两册实验记录中可以看到，童第周坐在实验台前，通过这个叫做核酸诱导的试验来验证他自己在科学研究上的设想。童第周对于每一个实验记录，都要亲自过目。他常以“认真是成功的秘诀，粗心是失败的伴侣”来勉励自己和他的助手。
茅以升是我国著名的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曾主持修建中国人自己设计并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型桥梁——钱塘江大桥，新中国成立后，又参与设计武汉长江大桥。他写给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一封信，感动了在场的团友，这是怎么回事呢？
1964年6月11日，茅以升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培养儿童热爱科学》的文章后，收到辽宁省熊岳城初级中学物理老师朱茂青的信。信中说道：学校里的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和课外阅读大有进展，正像您文中所说的“《我们爱科学》这类丛刊，正好满足了这一迫切需要。”他告诉茅老：学生们都喜欢看这个丛刊，遗憾的是《我们爱科学》创刊四年来，共发行了12期，朱老师建议：“为少年儿童课外阅读的需要”把这个丛刊改为月刊。
茅老看到信后，于7月17日致信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并将朱老师的来信一并转上。他希望出版社能够考虑朱老师的建议，得知出版社存在稿源困难后，他在信中表示：“我当尽力代约科学家们写稿，并从各方面呼吁支持。我自己不用说，自当多贡献意见，多写文稿。”
新中国成立之初，有些科学家回到祖国搞建设历经了重重困难。展柜里李四光的两幅照片以及致物理学家朱振钧的书札，它们背后就隐藏了一段不同寻常的故事。
方继孝说，1947年6月6日,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在南京决定,由李四光代表中国参加1948年8月在英国伦敦召开的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他在英国发表的《新华夏海的诞生》,轰动了欧洲。期间，李四光在报纸上看到“12月2日沈阳解放”的消息，热泪盈眶。在剑桥大学中国留学生举行的年会上,他激动地说：“我虽然60岁了,身体一直不好,但我一定要回到祖国去,把自己的余生贡献给新中国!”
此举触怒了当局，政权驻英国大使馆秘书找到李四光,掏出了一张5000美金的支票说：“你向世界发表个公开声明,否认政权。”又威胁说：“你如果不肯,我将采取必要措施,将你扣留在国外。”李四光气愤至极,当即严厉斥责：“我归国之心能用金钱收买吗?我要回国,不要美金!”经历了千辛万苦,在周总理的多方努力下，1949年12月，李四光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实现了他为新中国效力的愿望。
“这封信是启程前李四光写给朱振钧的，能清晰地看到购买船票等事宜。照片上的李四光夫妇刚回到祖国，照片背面有他手写的留念二字。”方继孝讲得激动，会员看得澎湃，旧照上的两位老人，相互扶搀，满面笑容。
“苏步青是著名的数学家、教育家，中国微分几何学派创始人，这里展出的却是他写给李思纯小同学的一封信以及签名邮票。老科学家为何要给小同学写信呢？”方继孝一笑，接着讲道，“苏先生接到教育部转来的一封小学生来信，向他诉说学不好数学的苦恼，想问‘丹方’。”虽未谋面，苏老不但认真地写了回信，还耐心分析：“你想给我写信，却连单位地址都搞错了，说明你平时不爱问。”并告诉小同学，“学数学没有‘丹方’和‘妙药’，拜能者为师，不要怕羞，一个人总有不懂的东西，求知请教，没有什么可羞的。”
进入文化艺术的展区，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的剧本油印本以及《前进歌》迎面而来。
“大家都知道田汉写的《义勇军进行曲》，经聂耳谱曲传唱全国，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田汉的儿子田申普曾回忆说，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时，田汉很快就在一个烟盒背面写出来了，为什么呢？”方继孝指着展柜里的稿本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告诉大家，这部歌剧取材于上海码头工人的抗日斗争的史实，包含很多歌曲，歌词出于田汉、蒲风、安娥等词作者之手，曲子全部由年轻的人民音乐家聂耳谱写。稿本是1956年3月田汉根据1934年的剧本进行修订而成的，曲谱则是田汉旧存的聂耳原稿。
著名导演艺术家、戏剧理论家、翻译家焦菊隐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奠基者之一。展柜里陈列着1951年6月22日焦菊隐致夏衍的信函，以及柯蓝落实夏衍指示情况函。
“《龙须沟》在北京演出大获好评，上海艺文演剧社来函，征求上演《龙须沟》。焦老就琢磨这戏挪到上海能演好吗？于是他致函时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夏衍了解上海艺文演剧社的情况，夏衍当即责成柯蓝同志办理。经柯蓝了解，该剧社不具备上演条件。夏衍批示：请根据实情，函告焦先生。”方继孝说完，大家纷纷笑道，“可见《龙须沟》当时演完在全国有多么火爆。”
转过去的展柜，摆放着夏衍致北影厂长汪洋、导演崔巍和欧阳红缨等人的书札，写满了2页。1962年，崔巍把电影剧本《小兵张嘎》送给时任文化部主管电影工作的副部长夏衍。夏衍阅后，对剧本进行了修改，并致信汪洋、崔巍等有关负责人，他首先肯定“这个本子很好”。他在信中对电影剧本《小兵张嘎》的修改、拍摄提出的意见清晰可见：要在情节、细节上防止“落套”，细节描写上要创新；在描写反面人物上“还没有过关”。要避免“夸张的外形”，“予以滑稽化，而缺乏他们内心的活动”，“这个本子粗估近一万尺，请本着‘一厘钱’精神，再动动脑筋。最后打仗的场面，大可精简”。一位会员感叹道：“老部长对工作真认真啊，‘一厘钱’精神线日，梅兰芳致北京市京剧工作者联合会书札、国画引人注目。当时梅兰芳在上海，北京市京剧工作者联合会常委会选他为主任委员，他在信中提及收到北京市京剧工作者联合会领取的北京市民政局社会团体登记证“申请书”三份，“当即填好附上。”
相邻两个展柜里的一些珍贵老照片更加吸睛。它们的背景不同寻常，1963年组建北京京剧演出团出访香港，向香港人民展示新中国戏曲改革的成果，同时增进与内地的交流。这次出访是周恩来总理接纳了澳门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爱国企业人士何贤（何厚铧之父）的建议，旨在加深新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的相互了解，化解敌对势力在港澳地区的破坏。
从照片可见，演出团阵容强大，主演马连良、张君秋、裘盛戎、赵燕侠、李多奎、马福禄等，顾问姜妙香，艺术指导俞振飞、言慧珠。“演出戏码以传统戏与新编戏交替上演。上演的剧目，共三十余出，以《赵氏孤儿》《秦香莲》为最多。这次演出引起了极大轰动、影响深远。”
喜欢戏的方继孝非常珍爱这些来之不易的旧照，让他欣慰的是，“前几天马连良先生的嫡孙来看展，他见到当年祖父赴港演出的照片，感慨万分。”
大家边走边看，方继孝滔滔不绝的京味讲解，2017香港最快开奖现场直播，生动幽默。不知不觉间三个小时飞快而过。见字如面，一页页印着生命履历的信笺，像穿越了历史时空的一次次对话。活动最后的座谈中，方继孝和大家分享了他三十多年收藏名人手迹过程中的辛酸苦乐。能够在共和国70周年之际，让更多人看到那些奋斗的岁月，他和青睐团员都特别兴奋和自豪。
“充满奇迹，充满辉煌的路，注定要经历无数人的无私奉献才能成就。”“细数家珍，那些时代的曲折故事，敬佩，感动。”“书札真实反映了历史文化，希望更多年轻人能来看看。”会员们纷纷表达出自己的感受。